总之，处理得当的人，也会同时兼顾到那些低级的感官需要，让人作为这个有机的总体各部分得以和谐、全面发展[30]。
[6](P509) 后起的儒家思想的同情者们，虽然身处由传统的儒家式教育向现代的学科型教育转型时代，但是在康有为和章太炎之后，大多数的思想者无论持何种价值立场，他们的思维方式均不再是将经学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基础，而是试图通过人文科学的解读方式阐发儒家的现代价值。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一度是民权自由的倡导者，不过其民权和议会思想的主要目的是上下通，即让最高统治者能够准确详细地了解民情，而不是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权和自由。
[5]蔡元培：《学科教科论》，载《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而作为他们的学生，杜维明、刘述先等人则侧重于文明对话和多元现代性的思考，但其问题域有连续性。现代儒学是一个复杂的思潮，尽管已经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和社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许多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如果我们期待儒学思想的现代展开，那么重新厘定现代儒学的开端则是必要的一步。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是随着殖民运动开始的，西方殖民运动波及中国，儒家就自然开启了现代的历程。
如果我们把现代新儒学看做是新的一次儒学复兴，那么便有理由要求这种新形态的儒学必须依据儒家自身的理路进行新的发展。民间乡曲，宜尽废淫祠而遍祀之，立诸生以同讲劝焉，一如欧美人之祠耶稣，立祭司、牧师也。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深刻有力的思想批判，彻底地撕裂中断传统儒家伦理大义灭亲原则的历史绵延，亲朋友邻之间基于对伟大领袖的绝对忠诚而相互告密检举、彼此反目决裂的邪恶现象，还有可能在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甚至形成准文革或类文革的熟悉局面。
孟子最顽固，宗法思想，狭隘一团（《乾坤衍·辨伪》）。他们不但在自己的私人生活里骄奢淫逸、贪婪堕落、荒淫无耻，而且还利用公权力贪污腐败、行贿受贿、任人唯亲、买官卖官，大搞血亲圈、裙带网、太子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把官场和整个社会弄得乌烟瘴气，尤其是对于普通民众麻木不仁、玩忽职守、欺凌压榨、草菅人命，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和广泛声讨。所以，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有不少国内外的有识之士对于这些劣根性展开了引人注目的反思批判。所以，只要深入分析上面给出的史实记载和文本证据，我们就很容易看出绵延至今的告密文化的思想基因究竟在哪里了，这便是传统儒家从周公开始起就顽固坚持的以忠君作为至上目的的大义灭亲原则。
所以毫不奇怪，在新文化运动尚不见丝毫踪影的古代历史上，历代专制王朝已经充满了种种告发检举身边亲友试图谋反大逆的现象，以致告密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事实上，笔者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已经指出，正是孔孟等儒家圣贤倡导的血亲至上理念，在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度层面上引发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以致儒家伦理在这方面可以说是难辞其咎，无法推卸它所应当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
毫不奇怪，就像刚才讨论的文革期间的告密文化一样，它们同样被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归咎到了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优秀道德传统的撕裂中断上去了。[①] 然而，深入考察会发现，即便在否定家庭人伦的理论观念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也根本不是原创性的始作俑者。事实上，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个大义灭亲的著名人物，正是被儒家奉为道统中的千古圣王，乃至被认为与孔子一起创立了周孔礼教的周公姬旦：他在发现了管蔡二人想要推翻成王的谋反动向之后，立刻就为了忠君大义率军亲征，毫不留情地灭掉了自己的这两位亲兄弟，甚至还直接灭掉了其中一位的生存权。所以毫不奇怪，后世不少儒者都将周公当成了光辉的榜样，纷纷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大义灭亲原则的正当合理。
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再如，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也强调：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原儒上卷·原学统第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熊十力由此出发，不但深入剖析了传统儒家的小康礼教助长家天下的自私之流毒，造成了有私而无公，见近而不知远，一切恶德说不尽。笔者认为，这才是我们今天对于传统儒家伦理应当坚持的辨证态度。
有鉴于此，如果我们没有理由指责那几位儒家大师的有关见解是激进地中断了传统的话，我们又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指责新文化运动的揭露批判激进地中断了传统呢？难道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揭露批判，即便在儒家传统自身的历史绵延中不也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还能够因此融入到这几位儒者同样置身其中的那个儒家传统之中吗？从这个视角看，当代儒者在偏执地拒斥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倾向之前，是不是有必要反思性地琢磨一下这些儒家大师对于传统儒家忠君孝父伦理观念的吃人效应展开的上述自我批判，并且由此出发想一想究竟是新文化运动的揭露批判有着严重的毛病呢，还是传统儒家伦理本身才包含着应当揭露批判的严重毛病？ 二 大义灭亲的儒家基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厉批判，是不是真像文化保守主义者指责的那样，由于割裂了两千多年优秀道德传统的历史绵延，才导致了一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道德滑坡现象呢？当然，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能像某些儒者那样，只是大而化之地泛泛谈论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是应当具体地厘清所谓的道德沦丧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最终又是由什么样的思想文化因素诱发而成的。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综上所述，在一百年来的种种道德沦丧现象中，几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归咎于曾经猛烈抨击过传统儒家伦理的新文化运动本身。换言之，在这个案例中，作为儒家圣王的周公甚至没有满足于仅仅通过言论告发检举自己兄弟违反忠君大义的叛逆行为，而是干脆将兄弟反目、六亲不认的理念付诸实施，并且达到了亲自带兵征讨诛杀自家亲人的极端地步，因而可以说构成了把大义灭亲的儒家原则落到了实处的完美典范。
换言之，按照中国古代法律的重亲情伦理精神，倘若君主朝廷的统治权威受到了威胁，儒家伦理法就会依据至高无上的君臣大义，要求诛杀任何与犯上作乱者保持亲缘关系的人们，哪怕他们对于这些大逆罪行毫不知情也不肯放过，结果从另一个侧面彰显了儒家大义灭亲原则以理杀人的残忍效应。可是，君权专制的本性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吏治腐败的必然性和严重性，而传统儒家道德的血亲情理精神恰恰又在这方面发挥着为虎作伥的证成效应，以致那些偶尔一见的官德模范，反倒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儒家伦理的虚假伪善。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荀子·礼论》），从而原创性地奏响了后来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中绵延了几千年、直到今天依然清晰可闻的那个主旋律：天大地大不如朝廷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他老人家亲。换言之，所有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大义灭亲现象，归根结底都是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下，凭借儒家提倡的君臣有义的所谓大义，才灭掉了儒家同时也提倡的父子有亲的所谓小亲，亦即为了维护无限忠于伟大领袖的君臣大义，才不惜从事父子反目、夫妻决裂的灭亲行为。
[⑦] 参见刘清平：《忠孝与仁义——儒家伦理批判》，第285-312页。乙和丙等各得自由，必不侵犯甲之自由，是为各得（《乾坤衍·辨伪》）。
有鉴于此，本文的内容主要是正面阐发笔者对于有关问题的基本看法，而不是针对上述批评的具体细节一一做出回应。更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结束三十年之后，另一位更著名的儒者不但继承了上述儒者的理念，猛烈抨击了传统儒家的种种弊端，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发扬了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传统，比上述儒者更激进地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早年的孔子，这就是现代新儒学的头号代表人物熊十力。
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有忠孝廉节等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就此而言，他发明的这种十家牌法的精神实质，正是鼓励乃至强迫民众以大义灭亲的方式，向官府检举告发亲朋友邻的任何属于奸说奸心、违反忠君大义的可疑之事，以致谁要是更看重亲朋友邻之情而加以隐瞒，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与文革期间鼓励乃至强迫民众以大义灭亲的方式，向当局检举告发亲朋友邻私下发表的任何不忠于伟大领袖的可疑言论的做法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不错，在两千年来难以计量的无数官员中，肯定也能找出若干个凤毛麟角的青天、清官，并且成为当前儒者依然号召普通民众望眼欲穿地期盼等待的官德模范。梁启超还因此感叹，《大同书》数十万言，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清代学术概论》）。毋宁说，除了社会制度方面缺乏必要的法治监督等因素外，它们恰恰是深深地植根于传统儒家伦理两千年来所塑型的种种劣根性之中的。例如，对于孔孟原儒家怀有肯定态度的清代儒者戴震，就曾站在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规范性立场上，一针见血地指出：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
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有忠孝廉节等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彼有取尔也，所以才会有这类人心很古、世风依旧的道德滑坡，不是？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指责新文化运动撕裂中断了传统儒家伦理而导致了一百年来道德沦丧现象的同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事情的另外一面，这就是一百年来尤其在广大百姓中间表现得特别明显的道德自觉倾向：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意识到了自由平等、尊重人权的重要意义，因此不再甘心充当传统儒家希望他们成为的那种无限崇拜圣王、绝对忠于朝廷、不要任何权益、只需履行义务的臣民或子民，而是开始形成了清晰的公民意识，尤其在自己受到官府坑害的时候敢于起来抗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和自由尊严。
同姓则相收，异姓则不恤。相反，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著名儒者康有为在批判传统儒家因有家之故，必私其妻子而不能天下为公的同时，就已经公然主张：故家者，据乱世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也……故欲至太平独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国而已，去家而已（《大同书·去家界为天民》）。
可是，君权专制的本性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吏治腐败的必然性和严重性，而传统儒家道德的血亲情理精神恰恰又在这方面发挥着为虎作伥的证成效应，以致那些偶尔一见的官德模范，反倒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儒家伦理的虚假伪善。进入 刘清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文化运动 道德 。
所以，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代表人物在笼统抽象地要求否定家庭人伦方面的确包含着理论上的片面之处、产生了负面效应的话，那么，撇开熊十力同样脱不了这种干系不谈，这笔账至少也得首先归结到像康有为和谭嗣同这些儒家的大师那里，因为他们才是这类激进去家理念的活水源头。[⑥] 此外，拙著《忠孝与仁义》也有专门的章节，具体分析了传统儒家伦理的礼制腐败如何构成了两千年来吏治腐败的文化基因。毋宁说，哪怕我们是以合乎逻辑的理性方式论证我们的观念的，它们也无所逃地带有我们的主观立场和价值先见。[④] 郭齐勇：《中国哲学史》，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在这些论述里，戴震的批判矛头便明白指向了积极宣扬儒家礼教规范、甚至主张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的程朱理学，认为他们以理杀人比酷吏以法杀人还要残忍，以致造成了方苞指出过的那种明显恶果：尝考正史及天下郡县志，妇人守节死义者，周秦前可指计，自汉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则悉数之不可更仆矣。事实上，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个大义灭亲的著名人物，正是被儒家奉为道统中的千古圣王，乃至被认为与孔子一起创立了周孔礼教的周公姬旦：他在发现了管蔡二人想要推翻成王的谋反动向之后，立刻就为了忠君大义率军亲征，毫不留情地灭掉了自己的这两位亲兄弟，甚至还直接灭掉了其中一位的生存权。
不用细说，新文化运动确实倡导个体利益、自由权利、个性解放。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也正是凭借这种精心构造的三纲，在孔孟时代一直不能用的儒家伦理，才会自汉代起长期受到了专制朝廷的青睐重视，逐步成为了中国社会具有正统意义的官方意识形态。
（《乾坤衍·辨伪》）换句话说，在他看来，帝制告终之后依然顽固存在的这些恶习，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传统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小康礼教的文化遗传那里。同时，一旦这样确立了君为臣纲高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神圣权威，董仲舒当然就能凭借孔子有关乱臣贼子必诛绝的严苛信念，进一步倡导屈民而伸君的春秋之大义了（《春秋繁露·玉杯》），而要求人们凭借这种春秋之大义检举告发亲人好友的奸说乃至奸心，哪怕亲情破裂也在所不惜，自然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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